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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论如何回想,如何努力寻找那一天的美好之处,到最后我都只能想到一个词:难堪,它和我人生中数不清的难堪夹杂在一起,每每想起都搅得胃里翻江倒海。
关于难堪的感受从进门那一刻就开始了。
当时宾馆门口的道闸杆是抬起来的,可保安还是骂骂咧咧地拦住了一辆装满冷鲜的货车,上海话里夹杂着笨拙的普通话,意思是货车来得太早,挡了宾客的路,还搞得到处都是臭鱼烂虾的气味。
他太焦头烂额,只无意识地往我这儿看了一眼,全然顾不上翻宾客登记表,他要是翻了就会发现我的名字不在上面。
而我也同样焦头烂额,这里和唐顿庄园一样辽阔,一栋栋红砖洋房之间隔着广袤的草坪,匆忙间我只好拦住一个迎面而来穿厨师服的年轻人,“麻烦问一下3号楼在哪儿?”
他茫然地摇了摇头。
我再走,走到主楼门口看见巨大的迎宾照在风里晃晃悠悠,挂满气球的彩虹底下摆了一张桌子,后面坐了一位穿粉色旗袍的迎宾小姐。
我顾不上欣赏照片里新娘的美貌,弯腰凑近正在打哈欠的迎宾小姐:“不好意思问一下,三号楼在哪儿?”
“三号楼?”她打完哈欠仰头看我,嘴边还留着笑,涂了粉色亮片的眼皮却耷拉着,审视的目光也轻飘飘的没个落点,似乎想管又没那么想管,最后用手里的笔往旁边一指:“那里。”
我顺着她指的方向走,很快就看到了3号楼,一栋典型的英式建筑,隐匿在傍晚没落的树荫下,斑驳的墙砖和它门口的梧桐一样沧桑,恰到好处地散发着腐朽的老钱气息,和这熙熙攘攘的世界隔了无形的屏障。
我找到了目的地,一时间却迈不动腿,拿出手机看着一望无际的金色草坪发呆,洒水器喷洒出的水在阳光下像扬都扬不完的金粉。
3号楼门口很快就出现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,威严的眼睛毫不遮掩地往我这儿看,而我逼迫自己看手机,亮晃晃的白屏幕上只有三个黑字:“3号楼。”
我有白阿姨的电话,来之前打过一次,她说她从北京来上海开会,会址在瑞金宾馆,开完会就住下了,让我直接找她。
“直接。”我收好手机深吸一口气,转身走进3号楼,意料之中遇到了黑衣人的阻拦。
我说我找白行长,白姝,他歪头用鼻孔对着我,用不算流畅的普通话说:“好像没有你嘛。”拿起对讲机又切换成上海话,声音里带着讥讽的笑意:“唉,我这里有个女的……伐晓得呀,二十几岁吧,讲她要寻白行长啊?”
几声刺啦刺啦的杂音过后是一个男人浑厚的声音:“让她上来。”
之后男人什么都没说,拎着对讲机从后门走了出去,穿过草坪,宽阔的黑色背影没一会儿就消失不见。